为何有张良、陈平之谋略的田丰却一事无成？独宠倾城男妃by不是二

田丰在汉末历史中，在智谋型人物中，是排得上号的人，也是袁营中出类拔萃者，东晋史学家孙盛曾评论说，田丰有张良、陈平那样的谋略，可见田丰的能力。《后汉书·卷七十四》记有，田丰是巨鹿人(今河北宁晋西南)原在冀州牧韩馥麾下，初平二年(191年)被袁绍委以别驾(州牧属官)，田丰博览多识，对形势变化，善于因势利导，应对措施及时，切中要害，最突出之处，就是袁绍与曹操较量中，至少有三次关键时刻，记录着田丰都的先知卓见。

其一是，建安元年(196年)九月，曹操迁汉帝至许县(今河南许昌)，关中等地尽皆归附。新都初创，曹操自为大将军，以袁绍为太尉，袁绍上表不受，曹操惧于袁绍势力，建安二年，使孔融持节，拜袁绍为大将军，并兼管冀、青、幽、并四州。但袁绍每接朝廷诏书，多是于己不利，为此，袁绍借口许县地势低湿，宜迁都地近青州的鄄城(今山东鄄城县北)，被曹操拒绝。田丰已觉察到，曹操是袁绍潜在威胁，所以他及时向袁绍献策，同卷《后汉书》记载有，田丰说：“徙都之计，既不克从，宜早图许，奉迎天子，动托诏令，响好海内，此算之上者。不尔，终为人所擒，虽悔无益也。”但袁绍并不觉得这是当务之急，却与早有积怨的公孙瓒开战，兵伐幽州，错过了一次时机。

其二是，建安五年(200年)一月，汉帝密诏败露，其中刘备是参予者，而刘备此时正在徐州。不久，曹操以重兵攻打徐州的刘备，许县兵力空虚，田丰乘机第二次向袁绍献策，同卷《后汉书》记载有，田丰明言：“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几动，斯其时也。”袁绍因幼子疾病，又没同意。田丰当时十分激动，“丰举杖击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疾失其会，惜哉!’” 袁绍知道后十分生气，从此疏远田丰。

其三是，曹操战胜刘备后，锐气正旺，袁绍才着手与曹操决战，此时，时过境迁，田丰第三次进言，《三国志·袁绍传》记载了田丰当时看法：“曹公善用兵，变化无穷，众虽少，末可轻也，不如以持久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重，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对田丰所谏袁绍不听，再苦谏，袁绍一怒之下，以出言不利，剥夺他兵权，并下狱监禁。

建安五年(200年)二月，袁绍兵进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掀开了官渡之战的前奏，至十月，袁绍兵败官渡，觉得无颜面对田丰。《三国志·袁绍传》记载，“绍军既败，或谓丰曰，‘君必见重’，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 他的结局，成为忌妒下的殉难者，颇带有荒唐色彩。自初平二年(191年)，田丰跟随袁绍，至建安五年(200年)，十年之间，在汉末乱世中，袁绍除了采纳田丰计谋，打败公孙瓒之外，其他均不见史载。在袁、曹之战中，袁绍排除了田丰，可见他缺少知人之明的又一例证，而田丰的悲剧，只少有三点思索，浮现在历史中。

第一，促使田丰悲剧的落幕，无疑是袁绍多变性格使然，正如正如荀彧所说：“绍貌外宽内忌，任人而疑其心……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当初袁绍名满天下，多人曾是慕名而来，荀彧举家迁往冀州，袁绍曾待为上宾，还有郭嘉，也诚心投奔过袁绍，可是过不多久，他们发现袁绍虽是礼贤下士，但不会用人，难济天下大难，对他深感失望，所以，陆续离开袁营。田丰也不是不了解袁绍，后来袁绍兵败，自知难免一死，就是一个佐证，但他为什么还追随袁绍?分析的原因是，一是袁家四世三公门第显赫，是东汉重臣，颇具影响，田丰始终寄望于袁绍，一心想辅佐他，担当起匡济时局的大任。二是袁绍当初对他“卑辞厚币”相请，又赋予重任，总是有一种感激之情，由感情上升为愚忠，也是在情理之中，正是如此，使他陷得过深，以至无力自拔。

第二，袁绍与田丰出发点不一样，田丰出仕前名重乡党，后来征召太尉府为侍御史(负责举报官吏违纪行为的官员)，宦官当政，田丰弃官回乡，至袁绍据冀州，田丰志在匡救，才来到袁营。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十一路诸侯讨董，推举袁绍为盟主，其后，袁绍叔父太傅(天子近臣)袁隗全家五十余口，被董卓杀害于洛阳，国仇家恨，袁绍义不容辞地，应全力讨伐国贼。可是，当时十余万大军，却在酸枣(今河南延津县西南)止步不前，置酒高会，可见袁绍是深孚众望。第二年袁绍占据冀州，成为冀州牧，从事沮授等(裴注引《先贤行状》记载，还有田丰)曾向袁绍建议“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袁绍当时同意，但又一转念，皇帝非自己所立，于是又改变主意，致使被曹操抢在先机。建安四年(199年)袁术僭越败亡，临死前曾写信与袁绍，“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无与比大，论德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袁绍的态度是“而阴然之”。由此可见田丰与袁绍，一个是拥汉派，一个是乘乱图谋!他们目的不同，迟早将发生不可调和的碰撞!

第三，袁绍内部派性，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袁营始终被派性困扰，而袁绍又不能辩明是非，往往是偏听偏信，至使在袁绍之后，两派对立，各保其子袁谭和袁尚，袁氏集团就此分裂，终于被曹操所乘，这是后话。田丰被杀害，也有这方面因素，田丰为人耿直，与逢纪不睦，逢纪在袁绍面前，曾数次进谗言，而逢纪又是当年袁绍从洛阳出走时，跟随的不多人之一，又曾向袁绍献计，谋夺韩馥的冀州，与袁绍关系密切，而田丰是后来者，为此，袁绍偏信于逢纪，官渡兵败，袁绍感到愧对田丰，曾说与逢纪，而逢纪却说，“丰闻将军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这就加剧了袁绍忌妒，遂起杀机。田丰之死，派性倾轧起着加速作用。

如果说袁绍，采用了田丰三策中任何一策，袁、曹之间难说以后的结局，至少也不会速败，无怪乎曹操在官渡之战后说“向使绍用别驾计，尚未可知也。”田丰的悲剧，真是不应结局的结局，是惋惜还是遗憾，留在历史的思索中。

汉初吏治不清廉：萧何大收贿赂丞相爱喝人乳

萧何主持修订《九章律》，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这些法律和规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汉初吏治总体上的清明和廉洁。但汉初吏治的清明廉洁，只是一种相对意义的清廉，吏治中的腐败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格外重视而已。从历史文献记载看，从刘邦建立政权的那时候起，吏治的腐败就已经出现。如丞相张苍每天都要喝人乳。《史记·张丞相列传》记载张苍“食乳，女子为乳母。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从现存汉代历史文献来看，汉代吏治腐败表现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领域。

胡仁智《由简牍看汉代职务犯罪规定》(《法商研究》2001年第3期)对简牍中所记载汉代官吏失职渎职、徇私枉法、贪污受贿等等情形有详细论述。官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管理公共事务中侵吞、窃取、骗取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贪污行为是汉代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田延年是霍光的亲信，他在大司农任内借征发民车运沙之机，贪污运费三千万(《汉书·田延年传》)，后来这件事被人告发，田延年被迫自杀。汉元帝时，张辅做五官掾，“怀虎狼之心，贪污不轨，一郡之钱尽入辅家”。后来张辅被捕下狱，得“百万奸臧”。

汉代虽然屡次打击行贿受贿的歪风，但收效甚微，贿风炽盛成为汉代吏治腐败中最突出的方面。汉初丞相萧何在历史上赢得了以廉治国的名声，但就是这样一个“廉吏”，也大量收受商贾的贿赂。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为躲避刘邦的猜疑，听从门客的话，“多买田地……以自污”，对老百姓巧取豪夺，其所作所为最终导致一次集体骚乱。陈平甚至公开宣称“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史记·陈丞相世家》)。

虽然汉代官吏的俸禄比不上宋代那么优厚，但让各级官吏过上体面的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陈平说“不受金无以为资”，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受贿行为寻找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而已。对官吏贪污受贿的腐败行为，汉朝皇帝往往采取纵容的态度。汉文帝时，“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汉书·文帝纪》)。汉文帝对张武的态度虽是一种统治策略，但实际上也是对张武贪贿腐败的怂恿。在封建最高统治者包庇纵容下，官吏的贪污受贿之风愈演愈烈，到文帝和景帝时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

汉景帝面对腐败日益加剧的形势也显得忧心忡忡，曾多次对这些腐败现象进行严厉斥责。汉景帝中五年九月，汉景帝后二年四月，景帝先后下诏斥责吏治腐败，实际上也是公开承认腐败的存在。汉简中可见“受赇枉法”、“监守盗”、“坐赃”等语，说明此期官吏存在的犯罪行为。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中有关于官吏受赇枉法的记载，如“北地守谳”和“河东守谳”两个案例就涉及受贿、行贿问题，称其“受、行赇枉法也”。两个案例中，“河东守谳”的案情是士吏贤追捕盗书逃亡的大夫未得，便拘禁其母女佥，在接受了她的豚、酒(共值九十钱)后，将其开释。